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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是「補習皇后」

－譚綴綺－

1958年，我在內地高中畢業後，申請到香港和家人團聚。幸運地，我很快便獲得批準，到香港和父母共聚天倫了。

不過，到了香港，是要找生活的，不能長期依賴父母，做「寄生蟲」吧？

然而，在那個年代，香港是人浮於事，要找一份較為合適的工作，談何容易？我每日只好看報紙，往街上看街頭巷尾張貼的招聘單張，日復一日的過日子。

還好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兩個月後，在街上遇見了一位以前在國內讀書的初中同學，敘舊之後，她知道我求職心切，便問我：「有一間小學，特別班請一位教師，你有興趣嗎？」

什麼叫做「特別班」呢？原來當時的小學，學位嚴重缺乏，一所小學除了開上、下午班外，下午班一般學生較少，能夠抽出一、兩個課室的學校便開辦「特別班」，上課時間大都是在下午五時至七時，業內同工戲稱為「工餘場」。因為當時的電影院，也是在那段時間放映電影，名為「工餘場」，票價也特別便宜，更適合普羅大眾。

我當時賦閒得發慌了，對這份有意義的工作當然有興趣。第二天，我便按照那位好同學的指示，到了深水埗福華街一幢戰前唐樓的二樓，找到了那所學校。

那是一層近千呎的唐摟，分前後座，共有四個課室，校務處就在進門口處。小朋友們正在上課。我把來意向校長說明，她也簡略地介紹學校情況及服務條件。

原來該校特別班只辦小一至小四，學生每月繳費三元，另交一些雜費，而我最關心的薪金，每月是四十大元正。

在那時候，已是不太差了，在上海街當一個售貨員，朝九晚九，月中無休，吃了東家的兩餐，月薪也只是一百二十元吧！

我答應了校長的聘請。第二天上班，順便把帶去的證書交給她看，她略瞧一眼便說：「行了，上課好了！」事後我才知道，當時的視學官，極少巡視那些特別班的。

我第一次當起老師來了，不過，當我走進課室時，立即呆了一陣子。原來那些小朋友，當然沒有校服穿，一些男同學穿了內衣（笠衫）便上課，而大部份同學，都是穿膠拖鞋，有些女同學還穿木屐，有一部份同學穿了運動鞋（現在稱白飯魚的膠鞋）已是衣履最整齊的了。

小朋友們衣履雖然不很整齊，但是學習卻很用功，而且很守秩序。有些同學還利用己用完的抄書簿（十八格），反轉過來，釘裝成筆記簿，專心致志的做筆記。

我給他們這種艱苦求學的情景感動了，我巴不得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，把學問傳授給他們。上課時間一共兩小時，對他們來說實在不足夠呢！

上課後的第二天，我指派她當班長的大姐姐（十四歲了，念四年班），在放學後，大著膽子問我：「譚老師，可不可以留下一會兒，我們有些功課不明白的。」

他們這麼勤奮向學，我當然一口便答應，留下給他們「補課」。可是向前一看，大堂前座的兩個課室，已有大個子的同學來上課了！原來那兩個課室，是租給別人開辦「英專」夜校。於是，我對那幾個小朋友說：「留下在這兒好了，有什麼問題……」

卻不料校工福伯走進課室對我說：「老師，這兒一會兒也有同學來上課的，後座是租給某公司的會計課程班的。」

嗯！這怎麼辦？校務處也陸續來了兩三位夜校老師啦！幸而福伯是大好人，他帶了我們轉去側面的露台，上面有鋅鐵篷，下面有一張飯桌，原來那是福伯做飯和住宿的地方。我和小同學們就歡歡喜喜的在那兒討論功課了。

第一次的補課只有三、四位小朋友，第二天呢？卻一共有七，八位小同學了，他們的提問越多，補課的時間也越長，他們好學的精神，激勵了我越幹越起勁。

原來那位大姐姐班長，她跟祖母剪線頭幫補生計，早七晚十的工作，每天抽兩小時念書；而另一位綽號大口仔的男同學，是在北河街幫父母賣菜，每天下午四時過後，買菜的人少了，他才背起書包來上特別班。我好幾次在街市中，見他在蘋果箱上做功課呢！還有……

每星期五天（週末不上課）我都給他們補習，而且都到晚上八時左右才停止。有一天，工友福伯帶笑對我說：「譚老師，你這麼落（賣）力，可算是我們學校的補習皇后了！」

我當時一笑置之，可是回家後我卻聯想起了小朋友們的用功向學精神，和福伯開玩笑的給我讚許，使我下了決心，加入了從事教育工作的行列。

以上的回憶，差不多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，當年的小朋友，早已服務社會了，他們或許不是社會名人，或許不是大富大貴，但他們善良的性格，力求上進的精神，肯定會對社會作出貢獻。

多年來，我常常惦記起他們，尤其是看見附近學校放學時，我更想起以前那班同學，同時也期望現在有良好學習環境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（念大學的）好好求學，把時代的巨輪，推向更光輝燦爛的明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