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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首前塵無怨悔

   回首前塵無怨悔   

- 陳 廣 -

  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

      人生最難忘的往事,莫過於自身經歷過的舊事,每當思緒縈懷就如從時光隧道裡走過一樣,歷歷在目。

    1951年的7月,那天我拿著「中共中南局華南統戰部」(當時的部長是我堂兄的同學饒彰風先生)的介紹信,到北京市抗美援朝軍事幹部學校招募處報名參軍,他們竟當場滿足了我的願望。入伍後到張家口軍委工程學校學文化。後來轉到華北軍區通信學校,接受野戰軍實戰的軍事訓練,尤其那500米接敵運動,要將全部單兵作戰的各種動作都要用上,最後扔出手榴彈在硝煙仍未消散前,插上刺刀衝鋒拼殺。雖是訓練,確是非常認真,因為上了戰場,生命是沒有機會開玩笑了!但由於當時朝鮮戰場的膠著狀態,我們參加實戰的可能性已改變,結果又重回軍委。及至52年春全國高考接近,發現當年畢業的高中學生人數未能滿足招生的要求,逐又從解放軍系統抽調,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戰士直接入學插班。我們便是從張家口調出五百學員到天津原北洋大學的成員,參加調幹學習班,補習高等數學和高等物理學,目的要在三個多月內學好大學一年級的基礎課。學習班結束後獲分配到天津大學(當時正在七里台建新校舍)電信系四年制本科,卻要在九月開學時插入二年級跟班學習。當時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,我們提出要真正培養人才,請求准予重新從一年級開始,將全部基礎課學好。入學後當學習「理論力學」這門課時,困難竟是特別大,因為只有高二的文化水平來學習「流體力學」及「空氣動力學」如此高深的抽象物理概念,真的是倍感困難!算是囫圇吞棗吧,接受了那深奧的原理。三個年頭的基礎課學習,用我們當時常用的一句話:「沒有星期日,只有星期七」來形容是最恰當的比喻。我終於堅持下來學完全部課程。55年的暑期,我們正在中央廣播電台的發射台實習,當進行到一半的時間,突然接校裡來的緊急通知,停止實習回校參加反胡風的肅反運動。因我們學生不是運動的對象,僅學習一些文件,但對我們幾個小廣東平時見面時總是說廣東話,無形中在北方同學的眼裡便是「小集團」,受了嚴厲的批評。六月份又準備我們全系跟重慶大學電信系合併,成立北京郵電學院(現改名為北京郵電大學),全系三百多師生搬去北京。因而我們班的同學便是北郵的第一屆畢業生。我們的專業是無線電通信廣播。

    當第四年下學期的畢業實習時,卻出了「凡是有海外關係」的同學,不能參加工廠實習,因為要接觸一些機密資料。其中有三位來自香港的同班同學。三個月裡只好自己想辦法,找資料準備寫「畢業設計」。

    宿舍裡只剩下我們三個不能去實習的廣東同學。吳同學想不通整整「睡」了兩天,連飯都不想吃。我只好勸他不能實習不等於我們不能畢業,最後他想通了。我們三人的題目是自選,超過百萬人口的「有線廣播網」。於是我選的是廣州;吳同學選北京;胡同學選天津。有規定彼此不可以商量和交換意見;即是要靠自己寫出全部的內容。

    首先是要找資料。我們突擊學習了三個月俄文,滿以為能派上用場,但是翻開一些俄文資料,可能是保密的原因吧,竟全是抽象的概念!只好去「首都圖書館」找。可是要什麼資料呢?腦子裡一片空白,什麼都沒有。連廣州市比較詳細的地圖都沒有,正是因為保密,所以就是有也不能借出來看。那人口分佈的情況,更應該是絕密的資料。就在翻看《廣州婦女》雜誌時,無意中發現竟登載有這麼一段消息:全市人口約有壹百萬。按 10年後人口增加應不少於 250萬。這樣算是解決了用戶的問題。那地圖呢?只好請在廣州工作的表哥,寄來一份廣州市的交通圖,這才最後肯定了當時廣州市的行政區域劃分情況。

    既然手頭的資料都是假設的,那麼整個的設計也只能是假定了。於是就可以定出來幾個分區廣播站?需要多少功率?服務的數量是多少……等等也就推算出來了。市的廣播台是送出節目的中心,到分區廣播站後再將之放大,經過增益後來滿足用戶的負荷量,這樣可減少線路上的損耗,而不需要集中在一個太大的功率放大設備。

    方案定下來後,找輔導老師(陳講師)提供意見。可是,他說了很有意義的一段話,亦算是回答:「你現在就是這項工程的總設計師亦是總工程師。那應該有你自己的主見。認為可行就做。有缺點盡量避免或改正。」啊,對了!自己真的成了一個「主管」人物,該有自己肯定的主意了!於是回到自修室按既定方案,作出典型的計算,即每個廣播站的功率放大器須要多少瓩?線路上的損耗是多少?用戶的喇叭多少功率……並全部加以說明。總的要求是全部設計不能超過20張八開紙。就這樣,在最後的三個月學習階段裡寫出了《設計》,交給了陳老師。然後排期進行「答辯」。

    所謂答辯是當時我國首次採用,對高等院校畢業學生進行畢業考核試的方式。考生在30分鐘內將自己的設計或論文,作一個總的扼要介紹或說明,然後由中央的部和學校的領導,組成的考試委員會的成員提出問題。考生應在30分鐘內作出正確的解答。全體出席的委員認為滿意,便算是通過答辯,即是畢業了。他們提的意見可以是原理性,亦包括技術性的,總的還是跟命題有關。當我的答辯進行完畢時,由主任委員總結。他是國家考試委員會成員,是中國科學院電子學部委員,電聲研究所所長馬大猶院士。記得很清楚:「陳同學的設計是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,有獨立思考的能力。我代表國家考試委員會通過他的答辯。授予工程師稱號。j

    是啊!四年來曾有多少個失眠夜?有多少機會到市區走走?為抗失眠而練長跑。又曾流過多少汗水?我要感激楊教授,他是汕頭的同鄉,曾友善地鼓勵我堅持下去,不要放棄學習。我更要感謝人民提供給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,以及全部學習費用;還有那住宿及膳食的龐大支付。另外更有每月25元的助學金。國家對我如此的付出,我記取了永遠不會忘懷的回憶 — 我畢業了!

         56年秋我被分配到中央廣播事業局,參加了祖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首批蘇聯援建的64項之一的工程 — 中央電台廣播系統;58年走上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之路,同吃、同住、同勞動的「下放鍛煉」行列將近一年,地點就在離滄州東邊70公里,在天津和山東省相連的黃驊縣。那裡應該就是「野豬林」的舊地,全部是沖積平原的鹽碱地,目前連草都很難生長的貧瘠地帶。當地人利用春夏季河北省的河流入海的淡水,將泥土洗淡後種植一些糧食,亦只能是「半年糠菜,半年糧」的貧窮地區。他們有棒子(玉蜀黍)麵及高粱吃,那是上好的糧食,而絕大多數人還是以野草根、高粱殼、榆樹皮及葉子、苦菜來填飽肚子。59年回到北京後,隨即參加十年大慶的「人民大會堂」工程。我們的任務是安裝廣播、電視工程的設施。偌大的五層大樓,我們施工人員佩帶上六、七個特別通行證,進行立體作業施工,基本上每個角落都走遍了,留下了不少我的腳印。8月份又跟中央廣播科學研究所和北京廣播器材廠,共同研製我國第一套彩色電視系統。我們是中央廣播事業局基建處,參加了全系統的試製工程。我的具體工作是攝影機的試製。全部工程(即從拍攝開始,經發射天線送出去;又從接收天線接收回來的訊號,至重又顯出圖像的整個過程)已於 1960年完成,並且達到預期的要求。當時參加的有從蘇聯、捷克回來的留學專家。試播效果很好。中央首長都很滿意。遺憾的是從光變圖像的攝像管,及接收訊號回來最後顯出圖像的顯像管,即是首和尾的兩個關鍵的器件,都是美國的RCA公司產品,不能當作中國的產品來生產。因而作罷!但是,這全套彩色電視的理論及生產工藝,我們已是全部掌握了。此事正是光榮卻又是遺憾的一件大事!

    61年的4月,我們的主任工程師徵求我「下放」到北京市有什麼意見?我回答中央廣播事業局不就在北京嗎?有甚麼意見?他接著說你有海外關係不適合在重要部門的廣播系統工作。諷刺的是他的親哥哥就是留美學生,當時還在美國生活呢!當然,他是領導可以有權這樣說話!可是我下放到北京無線電廠後,當接受生產國內第一部高級晶體管收音機,即牡丹牌8402時,那如影隨身的海外關係又像瘟神那樣出現了!連四機部的一些廠都不能去參觀,而這些廠卻在八十年代遭淘汰而消失了!但是,當時我則因保密被拒於門外!後來連四機部的「新產品」展覽會都不得入內參觀。那裡展出的產品卻是當時香港到處都買得到的LED晶體光電轉換器件!文化大革命期間的「清理階級隊伍」階段,更是將我撥到既不是人民內部矛盾,又不是敵我矛盾的範圍裡,對我這海外關係既沒有功夫去處理,又在每次的大會和小會上拿出來涮!最後說是只能「掛起來」,留到猴年馬月再說……!

    海外關係的癥結是害怕這些人有裡通外國的犯罪行為,因而預防的作用遠遠大於發生的可能性。而海外關係真的是如洪水猛獸那樣可怕嗎?那不如卸下這個大家都感到沉重的包袱吧!不如將既是來自海外,將之放回到海外去,豈不真正的有免疫作用嗎?於是在72年的8月終於痛下決心,批准了我到香港去「探親」的請求。就這樣,又回到了離開21個年頭多的舊地 — 資本主義的香港!當然,香港大變樣了,變成了我完全不認識的模樣,街道名沒有改,那四、五層的樓房卻變成10多20層高的大廈。最大的變化竟是離別了21年多的父親,已不在人世了!為了接受現實的安排,只好既來之則安之!在人生的征途上,再整裝從頭開始,繼續去走未完結的道路!那三分之一的人生歷程和消逝的時間裡,路是自己走出來的。是對?是錯?又何必去多加怨悔呢?但我可以說:我雖然沒有更多的奉獻,但也沒有辜負人民的培養!俱往矣!我是無悔、無怨,更不會怪責命運之神的安排!

    夕陽回眸處,太陽每天都是新的。